疫情时代巴西边缘地带的年轻人（下）

作者/三洲研究所（Tricontinental）

译者/无烟 日珥 阿山

校对/pmfy 杜平 齐格菲

近期以来，右翼将年轻人置于世界各地保守运动的前线，巴西也不例外。今天，15至29岁的年轻人占巴西人口的25%，创巴西历史之最。难怪政治和社会组织会特别关注这一人口群体。

这一代人面临着迥然不同的困境。他们父母那一代人是在工业化发展阶段成长起来的，而今天的巴西青年则生活在新自由主义的霸权之下。虽然今天的青年比他们的父辈有更多的受教育机会，但他们的工作前景却更不稳定。他们父辈眼中可预测的世界已被更短期的现实所取代；职业发展、工作稳定和退休计划的想法已让位于创业主义提倡的灵活性和即时性。

在这种情况下，左翼有必要思考并找到新的渠道，从而再次接近青年。哪些组织、团体和手段在巴西城市边缘地区赢得了青年的心？这是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巴西）（ Tricontinental: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Brazil)）在与“青年人民起义”（Levante Popular da Juventude）和“工人与工人权利运动“（Movimento de Trabalhadoras e Trabalhadores por Direitos或MTD）进行的合作研究中的关键问题。在下一节中，我们将讨论我们在2019年对巴西城市边缘的青年进行的研究结果，包括东南部的圣保罗、南部的阿雷格里港和东北部的福塔莱萨2。正如我们将讨论的那样，我们的研究显示了新自由主义如何渗透到青年的生活中，以及这如何给人民的组织带来新的挑战。

临时工、自由职业、不稳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刻画着当今巴西青年的生活。他们面对的现实与1950至197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不同。对那一代人而言，尽管他们面临着巨大的社会不平等，但有两条笔直道路可供他们选择：大学教育是上层和中上层青年的主要选择，而从事那些不需要经过多年学习和培训就能升任的工作，在生活于边缘地区的青年中特别普遍。每条道路都有各自的一系列选项，能帮助这一代人建立并巩固成年生活，包括买房、组建家庭、终身工作直至退休等。

然而，在几十年前建立的组织中，现在的年轻人却日渐感到迷茫。1980年代建立的主要左翼组织在吸收青年方面正面临挑战。这并不意味着青年不参与政治、不参加集体活动，也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建立自己的社交网络。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了解青年人在何处以及如何参与政治，成为集体行动者，在何处以及如何分享他们的经验、痛苦、梦想和解决之道。

当我们与年轻人讨论他们的未来和日常生活的挑战时，一个共同的主题是个人主义和“企业-个人”的逻辑。除了寻找正式的工作和/或“零活儿”——也就是短期、临时或不稳定的工作——之外，他们还诉诸于“创业”——梦想成为自己的老板。与其它可以选择的工作相比，这种想法被认为具有一定的叛逆性，并且倡导着一种自由的劳动力市场观，即只有通过努力工作才能达到“成功”。

这种创业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公共政策的缺失并存。由于新自由主义政策掏空了国家，公共政策和公共设施对年轻人来说成为遥远的现实，他们不再能从中找到解决他们所面临问题的办法。

工作和收入是青年面临的两个主要挑战，还有养家，当然这需要青年有能力去支撑自己。巴西的特点是劳动力市场不稳定，流动率高。对巴西青年来说尤其如此，因为与大多数其它南美国家相比，巴西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普遍更早些。在这种情况下，教育作为寻找高质量工作的“强制性”步骤，对青年来说不再那么重要；朋友、亲戚或邻居大学毕业后无法找到与其学位相匹配的工作选择的故事比比皆是。

我们的研究还进一步证实了统计数字所显示的情况，即在边缘地区青年的生活中存在着惊人的暴力，其形式往往是警察暴力、与毒品有关的犯罪和家庭暴力。在犯罪被视为边缘青年的一种选项的情况下，许多年轻人的亲戚或朋友曾经或正在坐牢。

在这种情况下，文化成为动员青年的一种方式，无论是通过创造文化还是享受文化。从那些想组建乐队、成为主持人、跳舞或从事戏剧表演的人，到那些想去参加巴西“疯克”（funk）舞会、音乐会或说唱比赛的人，年轻人都在围绕着文化进行动员。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能够使人们形成对群体的归属感，并提供一个创造和社交的空间。

这可能是组织青年的关键。尽管个人主义的影响越来越大，但年轻人正在寻找集体空间。正如我们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许多宗教组织和文化团体都采取了这种策略来动员年轻人。总的来说，我们所分析的边缘地区的组织都在着手建立有助于青年个人发展的社交空间。他们并没有挑战个人主义的心态，而是在提升个人的基础上建立集体意识。换句话说，这些文化集体旨在支持青年的个人发展，因为他们试图提高自我，以面对世界。青年人将这些集体视为改善生活的一种途径，无论是通过建立一个朋友群体，还是通过寻找工作、收入和教育/职业培训的机会。

集体测绘研究中，年轻人在在自己的街区标注参考点。2019年10月16日，巴西圣保罗州。Stella Parterniani /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

COVID-19疫情的影响暴露并加剧了现有的不平等现象。其受害者集中在边缘地区，无论是在巴西还是在全球都是如此。在巴西，主要是北部和东北部各州的边缘地区，以及以黑人为主的社区和地区，部分原因是他们获得公共服务和国家服务的机会较少。尽管由于检测水平较低，报导严重不足，但巴西各州卫生部门披露的数据仍显示，在致死的病毒面前人人并非平等。而且，即使COVID-19是由居住在精英社区、乘飞机降落到巴西的白人带来的，但以白人为主、基础设施较好的地区的死亡率要低于边缘地带的黑人社区。

导致巴西COVID-19感染病例和死亡病例分布不均的另一个历史根源在于获得土地的机会不平等。巴西国家地理与统计局（IBGE）和2018年全国住户抽样调查（PNADC）的数据显示，约有13%的巴西人（约2700万人）生活在至少缺乏一处设施（例如没有专用的卫生间，或墙壁是用非耐用材料建造的），或被过度占用，或承受着高昂房租的家庭中。根据这些调查，35.7%的巴西人口（超过7400万人）生活在没有污水处理系统的家庭中。与白人相比，住房不足和卫生条件差对黑人、非正式工作从业者和正规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影响更大。

巴西社会的不平等还影响着最基本的权利——生命权。根据应用经济研究所（IPEA）制作的《暴力地图集》（2019年），2019年该国75.5%的杀人案受害者是黑人。调查还显示，过去十年（2007-2017年）间，巴西黑人的死亡率上升了33%，而同期巴西白人的死亡率仅上升了3.3%。这些只是巴西社会结构性种族主义的几个例子。

正如这些数据所显示的那样，存在结构性不平等的人群和地区受疫情影响最为严重，而在巴西，这种不平等显然不能与种族和阶级因素分离。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PUC-Rio）健康情报和行动中心的研究结果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现实：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黑人死于COVID-19的可能性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的四倍。在巴西各地的城市边缘地区中，北部死亡率最高。该地区2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这样的地区——如果需要为COVID-19的重症患者寻找适当的医疗服务，将不得不花费4个小时的时间前往最近的城市。

圣保罗是该国最大和人口最多的城市，虽然它一直处于这一流行病的中心，但该市的死亡率仅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然而，死亡率在全市范围内不成比例的分布暴露了早已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受影响最大的街区在城市边缘，那里的黑人或种族混居人口比全市平均水平要高得多。也正是在这些地区，医院的病床数量远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WHO）所建议的数字，看病的等待时间则是全市最高的。

我们知道，COVID-19通过人群聚集和出行得以迅速传播——这两种情况在边缘地区的人群中都很常见。边缘地区的许多居民都是家政工人，他们不得不仍乘坐公共交通去雇主家上班；黑人护士不得不常常在没有个人防护装备（PPE）的情况下通勤；APP送货工人为了微薄的报酬开车或骑车穿越城市；等等。正是这些处于边缘地区的所谓“骨干工人”——他们占这些地区就业工人的很大一部分——为城市和国家更富裕地区的隔离提供了可能性。

最近的调查显示，骑着摩托车或租赁自行车的APP送货工人通常是来自边缘地区的年轻黑人男性。正如研究人员Maria Augusta Tavares指出的那样，在危机时期，这些所谓的创业者都是“被困在外面”的，是处境最危险的人员之一；也正因为如此，他们被感染和传播病毒的风险更高。

高中生抗议 "校园午餐黑帮 "被军警镇压；一名学生被捕。2016年，圣保罗市（巴西）。Mídia Ninja

我们决不能忘记，边缘地区黑人青年的生命早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经受到威胁：黑人运动、学者和活动家一直在不懈地谴责巴西政府对边缘地区的黑人青年实施的种族灭绝政策。尽管联合国提出过建议，巴西政府仍通过驱逐他们而制造了更多的死亡，甚至在疫情期间这些仍在发生。当 "居家隔离 "成为一个无处不在的口号时，巴西在国家层面却忽视甚至侵犯居住权，摧毁家园，忽略那些边缘地区的家庭。

种族隔离、种族主义和死亡政治（指主权者拥有对个体的死亡主宰权——译者注）的国家政策，在我国并不新鲜。我们必须坚持在对种族动态的准确理解的基础上来研究巴西的社会关系。这包括评估巴西不平等的主要指标之一：得到土地的机会，不论是为了种粮还是为了生活，不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地区。结构种族主义还表现在，不同个体在城市生活、工作和出行中获得的不均衡待遇。我们再一次指出，新冠感染及死亡暴露了这些不平等。有的人不能呆在家里，有的在家里或外面都不安全。边缘地区黑人青年的生命不断受到威胁：如果他们离开家，就会受到病毒的威胁；如果他们呆在家里，就会受到国家的威胁。

在与疫情相关的不平等状况的研究中，大学和研究团体发挥了重要作用。团结研究网络公报（Boletim da Rede Pesquisa Solidária）于2020年5月5日至11日，对全巴西6个大城市的70多名社区领导人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饥饿是疫情影响下城市边缘住宅区居民面临的第一大问题；而失业、工资下降和收入缺乏，是这些群体面临的第二大紧迫问题。社区领导人强调了疫情对非正式工人和自雇工人的影响，这些工人失去了收入来源，既没有得到补偿，也没有恢复工作的确切日期。例如，日结工资的家政工、护工、维修工和建筑工们，就面临着这样的情况。

我们的经济本已存在危机，之前年份的社会指标都在走低，疫情的来临只是让我们现在所生活其中的困难加重了。在巴西前总统米歇尔·泰默尔（Michel Temer）在2017年实施劳工改革之后，该国历史上第一次，非正式工人的人数超过了正式工人。2020年，就业人数甚至下降到了灾难性的水平。根据劳工经贸联合会（CESIT）发布的一项调查，到2020年第一季度，又有490万人失去了工作岗位，共有7090万人失业。巴西历史上首次，超过50％的经济活跃人口（即所有工作年龄的人口）失业（Teixeira和Borsari，2020年）。这意味着将近7100万劳动年龄的巴西人，没有（正式或非正式）工作，或者是没有在找工作，这占到该国人口的大约三分之一。

在新冠冲击下，由于巴西政府未能制定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因而总体就业率下降；但是，非正式工人的一个部分就业率却在增长，引起了媒体和普通民众的关注——外卖工人。这些工人逐渐作为一个劳动力部门团结起来，并开始罢工以要求体面的工作条件。根据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UFRJ）的马科·奥雷里奥·桑塔纳教授（Marco Aurélio Santana）（2020年）进行的一项调查，2019年巴西大约有550万外卖工人，大约占该国自雇工人的四分之一。到2020年3月，与外卖应用程序iFood合作的工作申请几乎翻了一番，仅当月就有17.5万人申请。

根据劳工改革研究和监控网络（Network of Studies and Monitoring of the Labour Reform）的一份报告，在疫情期间，外卖工人工作时间更长，赚到的钱却更少。该调查采访了来自26个州的252名工人，其中52％的人每周工作7天，25.4％的人每周工作6天；89.7％的人说他们的收入在疫情期间减少或保持不变，而只有10.3％的人说在此期间他们的收入增加了。在疫情前一周，将近一半（48.7%）的工人收到520雷亚尔（编者注：折合人民币约668元）的补助，但是在隔离开始之后，需要补助工人的数量来到了72.8%（Abílio et al., 2020）。

第二破坏应用程序（“breque dos Apps”）抗议：外卖工人罢工。巴西圣保罗，2020年7月25日。Roberto Parizotti / Fotos Públicas

这使我们想到一个问题：在疫情期间，青年们经历了什么？PNADC（连续的全国家庭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18至24岁的年轻人失业率上升，在巴西东北部创下34.1％的历史新高。同期，全国平均失业率为27.1％，高于2019年第一季度的23.8％。大多数失业青年为女性（为14.5％的失业率，男性为10.4％的失业率），黑人或混血人种的失业率分别为15.2％和14％，而白人的失业率为9.8％；高中没有毕业的人失业率为20.4％，而拥有较高学历的人失业率为6.3％。

这些情况在拉丁美洲的青年中广泛存在。5月，国际劳工组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区域主管维尼修斯（Vinícius Pinheiro）做了题为“ 2020年全球青年就业趋势：技术和工作的未来”的报告，其中研究了15至24岁工人面临的情况，指出，除了2300万未学习、工作或接受培训的青年（也称为“ NEET”：“no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之外，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还会有940万年轻人失业。此外，非正规就业是3000万青年的唯一选择（该地区青年总数的五分之一）。

危机还加剧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年轻妇女面临的形势最为严峻：未学习、工作或接受培训的女性青年占28.9％，而年轻男子则为14.6％。PNADC的数据显示，5月下半月有700万妇女离开了就业市场，比这一时期离职的男性人数多了200万。在与新冠病毒斗争的一线，女性也占了大多数。根据巴西联邦护理委员会（Conselho Federal de Enfermagem）统计，护理人员主要由女性组成，她们占巴西所有护士、护理助手和护理技术人员的84.6％。在隔离期间，妇女的家务工作负担也更大。IBGE从2019年开始的数据显示，在疫情之前，女性平均每周要花费18.5个小时用于家务和看护工作，而男性则每周花10.3个小时在相同的事情上。在疫情期间，这一差距无疑已经扩大。

在隔离期间，家庭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也在增加，特别是在大城市的边缘地区。当妇女和儿童以及性少数群体被迫与施虐者生活在一起时，留在家中会使他们更易受伤害，并可能有生命危险。

由于州和政府未能针对新冠采取预防行动，也未能根据每个地区的本地需要来照顾患者，一个声音开始在巴西人民中回响：团结。新冠冲击使许多青年团体、艺术家、集体、社会组织、社区、朋友、家庭甚至个人发起了团结运动，并加强了已经存在的行动。这些努力促使青年人作为政治推动者和主导者，创造出新的方式来克服由病毒和国家治理带来的挑战，特别是在维持收入、获取食物、促进健康和福祉方面。

团结对于食品、消毒剂和个人卫生产品的收集和分配至关重要。但是，运动中也出现了两种团结行动：“企业团结”和人民团结。前者是以大公司和企业的捐赠为中心，无土地工人运动的全国委员会的凯利·马福特（Kelli Mafort）将其命名为“Solidarity Inc（企业团结）”（2020年）。

“企业团结”的工作方式就像慈善事业的工作模式一样，它是垂直的，基础是有能力和选择捐赠的人与有需要而只能接受的人之间的关系。接受捐赠的人仅仅被视为捐赠者的恩惠的接受者，这种理解和建立与他人关系的方式，类似于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所说的“教育的银行模式”。我们还知道，对于大公司来说，捐赠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就使公司受益，增加其利润率。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民团结是由边缘人群建立，并为边缘人群服务的。它建立在一种有机关系的基础上，类似于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所说的“大众化教育”。团结本身被视为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群体中的每个人都参与其中、分享和接受某些东西，建立和发展基于共同项目的人民的组织。

一些城乡组织是人民团结运动的一部分。他们收集和分发物资，吸纳年轻人，并促进农业生态食品（这是由土地改革带来的成果）改变边缘地区居民的空盘子的状况。这个过程提供了城市人和农村人的共处的机会。它还加强了与政府进行斗争的网络，以及推动民众的土地改革和城市改革。受这些做法的鼓舞，由拒绝被资本主义强加冷漠态度的青年们领导，我们在Tricontinental（注：中文意为三大洲）呼吁：青年要敢于克服随病毒传播的悲观话语，扫除引导人类和地球走向毁灭的害虫，勇于梦想，创造一个超越当今的痛苦的美好未来。

由无地工人运动（MST）和圣卡塔琳娜州石油工人工会（Sindipetro-PR / SC）组织的在库里提巴和阿劳卡里亚边缘地区的弱势家庭团结行动。2020年8月1日，巴西巴拉那州。Giorgia Prates / Brasil de Fato

原文链接：

https://mronline.org/2020/10/06/youth-in-brazils-peripheries-in-the-era-of-coronashock/